红指

关于Wine和精神病院的其他

*我的一个故事，字数6500+
*全是真的


00.
去年的电休克治疗之后我丢失了太多记忆，以致于十八年间的一些时段在我的概念里是一刀新纸——或者与其说是纸张的苍白色，毋宁用透明来形容。如也空空。
然而又是十一月的第二天了。这个有着瘠薄血色的日期，标明我离2017年崩溃点的距离终于扩大到一年。于是近乎自然地，一些住院时周遭的人事，如此轻易又苦沉地奔向我。

我的入院，是直接安排在全封闭病房；过了约莫半个月，转入开放区。事实上，虽然住封闭时我有过被捆、被强制灌药的经历，但回忆起来总觉比在开放病房更有“趣味”：开放病房里大多是阴沉的抑郁症与强迫症患者，而封闭病房则收容了更多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他们并不让人感到可怜可笑，而更多是可爱的。这里的每个人都是那么独特，于是大家无法相互理解或正常沟通，而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整日有聊不完的话题——虽然几乎都是自说自话。
我们建了无数个微信群，人名备注大多是“十三床”、“一号单人隔离室”等，一方面因为大家每日上手术台做电休克后总会在全身麻醉的药效下昏迷几个小时、醒来时几乎不记得病友姓名，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亲切的戏谑了。我的床号是29，大家常称呼我为“29号选手”。
这些聊天工具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封闭区烟民交流群”。十六个人的聊天组里，大家按床号由先及后地轮流说服各自的监护人在每日傍晚两小时的探视时间夹带一些烟与打火机进来。老式医科楼里的洗手间非常狭仄，且院方为了防止有自杀倾向的患者试图躲起来割腕轻生而拆卸了厕所里全部的门锁。几个人挤在一方小隔间里，一面满足地喟叹着吞云吐雾，一面随时关注着在外盯梢的烟友是否已在群里发送护士查房的信号。当微信提示音警笛般大作，大家便手忙脚乱把烟蒂冲进下水道，掸去在蓝白条纹的病号服上降落的烟烬，陆陆续续回到各自的病床上僵硬仰卧，保持双手相扣放在腹部的圣母睡姿。
群里有一个张姓男生曾在武警部队服役。姑且叫他Wine吧。那年指挥运送军用物资时，他被重物砸到头部，脑组织受损形成外伤性精分。二十三岁的大男孩，从此在歇斯底里与缄默流泪中虚度时间。好在他的母亲和未婚妻每日总掐着探视时间提前站在封闭区牢狱铁栅栏般的沉重铁门外等候，手上提着新鲜水果。照封闭区的规矩，这时候每个病人只能接受一个亲属的探视；于是做母亲的先入病房和儿子聊上几句，再恋恋不舍地松开他的手，换未婚妻进来。那女孩话不多，总是坐在床边细致专注地为他削一只苹果，或橙子、香梨之类。侧脸映着被窗台铁丝网拢过的残阳颜色，她看起来温柔极了。我却总想：医院为防病人跳楼而加装了两重钢铁，一层稀疏结实而另一层细密，可显然没有谁能制止阳光的渗透。这渗透让我们感到一丝温情，让我们感到自己和窗外的人一样，有权力享受世界的普照。



01.
那么说说这些人与事吧。

Wine比我迟几天来到，入院时折腾得死去活来。我听见楼下救护车鸣笛，不一会儿，传来铁门开启的声音，随后是走廊上不小的动静。我决定从病床上把自己拽起来看热闹。见他的第一眼，我只看到一个被若干粗绳牢牢捆缚在担架上的年轻男人不知痛似的仍在拼命挣扎，而精神科所有的男性护士甚至医生全体上阵，一点点解开他身上的绳索，又转而把他固定在常规病床上。我和其他病人沉默地站在他的病房门口，我想他们被电击到麻痹的神经大概也同我一样在艰难地思考，关于精神病患者与人权。
许久，那些手持绳索大汗淋漓的男人离开了，也不知他们究竟是医者还是屠夫。我们目送着这群人消失在走廊拐角处，随即悄无声息地围在Wine张的床边，用一些相当老套却又莫名有效的话语试图让筋疲力竭的他平静下来。终于，他把侧埋在枕面的脸颊转了过来，环视一周，小声说了句“谢谢”。
我忽然发现他还挺好看的。忍不住扫了一眼挂在他床尾的诊断书，一时间只觉得有些可惜。又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每晚八点，我们会在护士站排队抽签，决定第二天接受电休克的次序。从那只黑色小箱子里捏出一张团成球形的纸条，每个人都盼着幸运地抽中靠前的数字——治疗前需要饿上两餐，从手术台上下来会昏睡两三个小时，且醒来之后还要等待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喝水、进食；如果不幸抽中靠后的数字，大约要空腹二十个小时。然而平均每天有七十三个病人需要电休克，抽签结束时总是几人欢喜几人愁。
那阵子，Wine总抽中倒数几位的号码。
大家全天住在病房，除去接受电休克和其它辅助治疗之外，生活本该是极无趣的。然而我们相互陪伴，结成了一种“有难同当”的关系——我相信这比“有福同享”更富有感情。于是Wine与我们很快熟络起来，去治疗室时常几人相伴而行。
用经颅磁仪器环绕头部后，护士从不允许大家看手机，渐渐地我们养成了在二十分钟的治疗时间里闲谈的习惯。刚开始Wine总是寡言少语；过了约莫三五天，话匣子也就打开了。从他的描述里，我了解到他曾经的工作、与未婚妻的感情、发作时的痛苦，意识到他原本性情温和。空闲时病人们喜欢互相串门走动；每当有人走进Wine的病房，他都会真诚地笑笑，然后在床头柜里翻翻找找，挑几个新鲜的柑橘递给我们。于是他周围的空气长期充斥着水果的清淡甜香。
我喜欢这气味，且与他交谈时往往很轻松，于是常去他所在的7号病房、25床。有时一个人去和他分享我家人带来的手作甜点，有时和其他几个病友约他抽烟。



02.
我进过一次男厕，是和Wine一起。原本我是径直走向女厕想躲着抽烟，他从后面猛地一把拽住我手腕，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拖进了空无一人的男厕里最偏的一间。脸上是小男孩恶作剧成功后那种得意的笑容，他从兜里摸出一包中华——75元的那种——递了一根给我。
“她给我的，”他的笑容收敛了些，略带不自然地说，“这种烟吧，一个人抽没意思的。”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不和那些男患者一起分享，只是点点头接过。“嗒”，他摁下防风打火机，手举到我面前。我下意识地做了个挑左眉的动作，犹豫了四分之一秒然后凑上去引燃了香烟。
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说话，面对面站着吸烟。我第一次感到“抽烟就是慢性吸毒”这种论调的真实性，要不然我怎么会感到呼吸艰难心跳过快呢？
出来后我没有允许自己继续纠缠这种问题，拐进了单人隔离病房去找Jane。我私心认为她是整层楼最美的女孩，年纪和我一般大，却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当时我混沌的情绪辨不出那种魅力的源头；而如今想来，那大约是极度病态而潜滋的美感吧。穿着同样的病号服，她远比常人出众。我住在封闭病房的半个月里从未见过她进食，纤细脆弱的手背上总固定着留置针；我总觉她在一天24小时内有10个小时都在吊水，除了维持生命的大剂量营养液之外还有用生理盐水稀释的对抗病情的药物——她不仅长期断食，还拒绝服药。
每周六下午有一段自由探视的时间。到下午二时，铁门会开启，几乎每张病床前都热闹得像是过春节。Jane总在那天的一点四十五分左右来到铁门前，左手扎着针，右手无力地把吊瓶举高，双眼故作冷淡而明显紧张地隔着铁栅栏向外张望。她会保持这个动作大约半个小时，然后忽然筋疲力竭似的，一脸倦容地回到走廊尽头的隔离室。
听旁人说起，两个月了，从没有人看望过她。
和Jane无心地谈了几句，我还是回到自己病床上躺下。我住的三人间病房里，还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分男人和一个沉默到没有存在感的年轻女子。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和那男人熟起来，他就因为妻子诞下男孩而强制要求出院了，和家人打包用品准备回家时满面笑容，高兴得仿佛病症好了大半。这是后话。




03.
那天我只顾躺着，没来由地叹息。两个室友不明所以地看了我一会儿，又转身做自己的事去了。我试图思考一些轻松愉快的事，却总错觉手指上中华卷烟的气味久驱不散，打乱了我全部的思绪。
所幸时间恰恰到了21:00，精神科的统一熄灯时间。护士推着一部小车走遍每个病房，递出用马克笔标记着床号的一次性杯，监督所有人吞下各自的胶囊和药片。我接过属于我的半满的小杯——想起自己入院第一晚拒绝服药后被安保和护士制服，被强行用金属茶匙撬开牙齿灌下药物，被紧紧绑在病床上不得动弹因而整夜无眠——乖顺地在护士的逼视下用温水分三次送服了这些苦涩的片剂。
每个病房里的挂式音箱同时播送着一段长达五分钟的音频。我至今仍记得其中一些只言片语：“我感到正常、宁静”、“一束温暖的太阳光从我的头上照下来”……偏低沉的女声就着刚刚服用的安眠药，总能令人昏沉入睡。
那么休息吧，明早还要六点起床做电休克。我对自己说。
然而在我即将沉入睡眠的时候，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随后是歇斯底里的咒骂。是Wine的声音。
他发作了。
我几乎本能地想要装作已经入睡。我不愿面对一个精神分裂症发作的Wine，因为那已经不是Wine。那是被恶魔攫取了魂灵的傀儡，令人怜悯又厌恶的空心人。自尊、自信、自律在这时统统离他而去，只剩下漫长而痛苦的自虐。
然而整个病区的人都醒了。我站在自己的病房门口看着他，那个已经捶着铁门破口大骂若干分钟的男孩。一个陌生人。他平日里富于少年感的嗓音变得喑哑，吐字因神经系统的失常而模糊难辨，言语失去逻辑破碎不堪。
“这里就是地狱！没有人性没有人权！你们把我关在这里，像关一条疯狗！”……
我抖着手猛然合上木门，力度之大如同想要将什么魔鬼拒于门外。然而我强行把自己埋进被窝后，眼泪濡湿了医院惨白的枕巾中央红十字的标志。
我想我不仅是为Wine落泪；我也是在哭自己。我怕我自己的发作。我怕我的发作也是这样暴烈原始，看不出一丝理性。我怕我有一天会在这样的发作中麻木恍惚地杀掉自己。
不久，所有的护士和值班医生都围了上来，我在嘈杂中听见一句“给他一针镇静”，接着是Wine嘶吼的声音。许久，门外逐渐安静下来。
这时安眠药全面起效，我被睡眠拽入漆黑的深海。




04.
次日六时，我被护士推搡着起床。昨晚运气不错，抽到了五号。我和前面四个病友一同走进手术室，自觉地按顺序并排躺在五张移动病床上。护士动作麻利地挨个给我们扎针，挂一瓶液体。
那个时候我长期服用的一种药物具有使人嗜睡暴食的副作用，于是我的体重比寻常增长了二十斤左右。手上的血管被深埋。治疗前护士常常要扎我三五针才能成功，而这种刺痛给我带来的阴影莫名深重，以至于现在我仍能感到手背上遗留的十几个久未消失的针孔在隐隐作痛。
接着是轮番被挪上手术台。我报出自己的体重方便护士调整麻醉药的剂量，看她点点头，取下连接着吊瓶的输液软管。注射器推送麻醉剂的同时，我感到手背的血管传来一阵冰冷和锐痛，旋即——我是指大多数时候——陷入长达三小时以上的昏迷。
然而也是有例外的。曾有一个见习护士在我的两次治疗前都给了不足量的麻药，于是我在半昏迷状态中仍能感受到医生把氧气面罩套在我脸上、往我额头抹上冰凉的试剂然后贴上类似于电极的金属薄片。我的指腹被紧紧套上一些夹子，连接着监测生命体征的硕大机器，指尖一阵刺痒；然而这些刺痒和我感到的强烈窒息感相比并不算什么。我在濒死般的恐惧中拼命挣扎，无声地一遍遍喊着“我没法呼吸了”。医生似乎被吓到，于是我脚踝上又被注射了一针。下午在病床上苏醒过来，那种窒息感似乎仍然停留着，且至今都没有被我成功地驱散。
而这天的治疗比较顺利。我在午后醒来，头脑一如既往地钝痛，空空的胃里传来灼烧感。然而还要等一个小时才能饮水，我想我的嘴唇又将干裂。
终于狼吞虎咽地扫净一份盒饭，我心说“啊，终于又活过来了”。忽然想起Wine，虽说自己脚步仍有些虚浮，但还是扶着墙壁走了出去。
Wine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大概是麻药未过效的缘故，他睡得很沉，脸上透出一种仅会出现在年轻男孩脸上的青涩，微妙地介于稚嫩和成熟之间。这种青涩是短暂而美好的。
我在他床边出神，努力缓解全身麻醉带来的错乱感。他醒来得悄无声息，我甚至没能察觉。直到他忍不住轻笑了一声，我才回神。
我们各自莫名地笑了一阵，然后表情渐渐沉淀。他的左手顺着我宽松的病号服衣袖轻轻捏了一下我大臂内侧。
我下意识地把手臂绷紧了。
“对不起。”他说。
我没有思考地顺口问：“对不起什么？”
“昨晚我肯定做了不像话的事，虽然我自己不记得了。如果吓到你了，对不起。”他的声音很浅，但清晰。
简直是叹息一样的话语。
许久，我笑了一下：“没关系。”




05.
某天熄灯后，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走进我的病房。
“Wine？”几近入睡的我全凭直觉出声。
那人的脚步顿了一下。我清醒了一点，意识到真的是他。
“睡不着吗？想找人聊天？”我接着问。瞟了一眼旁边的两张病床，他们似乎都已经沉沉睡去。
Wine没有开口，沉默地坐上我床侧的椅子。
我们似乎交谈了很久，又似乎一直沉默着。我早已记不清了。唯一可以确知的是，当时我们之间的气氛很融洽很温情。
否则他怎么会突然俯身靠近？否则我怎么没有任何推开他的想法？
总之是亲吻了。
在此之前我只吻过一个男生两个女生，我没有什么技巧。而他虽有未婚妻，虽长我几岁，却同样显得有些生涩。但这种生涩令人感到极可贵。
他的舌面是粗糙的，带着男性独有的气息。嘴唇却柔软得不像话。在这个漫长的吻里我的理智逐渐回笼，于是心脏被揪住似的紧绷着痛了一下；我意识到此刻伏在我身上的这个男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有一个温柔的未婚妻。甚至，他也许明天就会忘记这个吻。
我想应该是察觉到我的走神，Wine攥住我的手，仿佛本能般放在了自己大腿根部。我的第一反应是挣开。太烫了。这会灼伤我。
黑暗中我模糊地看见Wine的眼神恍然清明。他猛然从椅子上弹起，逃也似的冲出房间。随后阒寂的走廊传来阵阵水声，却没有热水器工作的动静。他恐怕是拧开了冷水花洒。
约莫过了十五分钟，水声渐渐住了。我迅速坠入平滑无波的睡眠。




06.
此后好一阵子我都躲着他。倒不是心虚，我只是怕他会尴尬自责。
大概五天后，我挑了个探视时间，看见他未婚妻进来，才去病房找他。
无非是夸那女孩温柔娴静气质佳。如今想来这做法的确很蠢，但我当时只想让他恢复理性，立足现实；只想确认他是否还记得那个晚上，那个并不清醒的吻。
而显然，他是记得的。
他的神色变得有些不自然。女孩塞给他一只削得光洁的苹果，叫他给“这个妹妹”吃，哄小孩似的。他直视我的眼睛，很久很久，才伸手递过来。我要接，他却没松手，三支手指握住苹果另一半，而食指和中指抚上我手背。我想我触电了。
那只苹果险些落在地上。
当晚他发微信给我。
我一面留意着门外是否有护士查房，一面在被窝里给他回：“做什么？”
“我要和你结婚。”
我睁大眼睛看着这六个字和一个句号，有种突然读不懂汉语的错觉。良久，我叹了口气，开始敲字。
“你是不是疯了，你还有未婚妻。”
“我早就疯了。”
“我一个月前刚满十七岁。”
“我会等你。”
“……”

没过几天，我转进开放病房，立刻把他的微信和电话号码删除。刚锁屏，我们共同参与的那些个群便被同一条消息刷上来：“Ryan，你在吗？”
我只好挨个退群。我想我必须决绝一点，否则我也不知道自己会犯下什么样的错。
接下来都没有了动静。我想这件事总算过去。




07.
然而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两条来自同一个陌生号码的短消息。
“我出院了。”
“你还记得我吗，Ryan？”
这时我出院已经两周，几乎就要适应自由的生活。短短的两行字猛地在我鼻尖炸开医院消毒水的气味。
“不记得。”我回他。
随后拉入黑名单。




08.
2018年11月8日晚，我和父母没由头地忽然谈起去年的住院。
我：“你们还记得Jane吗？”
母亲：“那女孩……恐怕早已经不在了吧。”
我想起她那虚弱的美，想起她自我保护地惯于说谎，想起她站在铁门前向外投去的绝望的目光。我这才意识到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她注定不会久留。她一定是回到她的星球了。
父亲：“我记得当时有个退伍的武警嘛，小伙子挺精神的。每次我下班来不及换下军装就去医院看你，他见了我都会站定，敬个标标准准的军礼。”
我：“啊是吗哈哈哈哈……”
父亲：“有一回你被护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恰好碰见他被送进去——那时候你都已经转到开放病房了。他做了那么多次电休克，居然还记得你，只顾大声喊‘Ryan！Ryan！’……你当然听不见，麻药还没过效嘛。结果他傻傻的，不听护士劝止，又被捆了一次。”
我拼命想说点什么，许久才开口：“那你们记得Fang吗？每次她带进来的烟最多，大家都喜欢她。”
母亲：“其实医生护士都知道你们抽烟。不过有个护士来提醒过我，说Fang以前吸过毒啦，劝我们让你离她远点。”
我：“那你们还是什么都没跟我讲喔……”
母亲：“那孩子父母很早就离异了，三四岁开始就跟着爸爸生活。她爸爸生意又忙，没怎么陪伴过她，所以这次Fang生病，他肯定也很内疚的，经常夹着个公文包来医院匆匆忙忙看她。我倒是愿意相信没有哪个爱孩子的父亲会给她夹带毒品在香烟里……”
……



饭后我洗着锅碗瓢盆，突然无声地哭了。迷蒙的视线中我看见窗外万家灯火点亮黑夜。


我想我真的该走出来了。



暂时End.